阳明心学
这是我第二次笼统的梳理阳明心学,相比于第一次,算得上是往前又迈了一小步。之前,我只是对阳明心学的三个部分:心即理、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,至于其中更深层次的内容就不是很清楚了。像它们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异同,以及这些思想主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,仅仅只是一知半解。最近通过阅读一些有关王阳明的著作,尝试从更高的视角去解读一下阳明心学。
心即理。对于“心学”更多的人喜欢称之为“陆王心学”,陆九渊比王阳明早三百年率先提出“心即理,心外无物”的思想,所以大家会默认为王阳明推崇的“心即理”是对陆九渊思想的套用,或者说是出自陆九渊的主张。其实不然,王阳明所提出的“心即理”,是他波澜壮阔一生的一个缩影,是他对自己人生的升华和总结。如果说陆九渊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,我想那也不现实,充其量也就是十分之一的比重吧。
有三点为证,第一,在王阳明时代,也就是明朝中叶,陆九渊的思想学说遭受严重打压,朝廷禁止讨论陆学。在当时,儒生们基本都是以朱子学为主,但是,此时的朱子学已经不再是宋元时候那个模样,在明朝中叶时期的朱子学中,“心”的地位越来越重,有点逐渐偏向心学的趋势。当时朱子学派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陈献章,他在朱子学的基础上极力提倡“心学”。还有给予王阳明顶门一针的娄谅,他也是朱子学者,却依然推崇心学,认可“心”的主导地位。上述的两位大学者才是对王阳明学术影响最大的人,并不是陆九渊。第二,王阳明应该是从来都没有关注过陆学,因为当王阳明格竹子失败后,并没有转投陆学,甚至连尝试的念头都没有。王阳明选择了一头扎进辞章、骑射、佛道二氏等异端学说,在不断追寻成仙成道未果后,才转过头来研究儒学,慢慢开始坚信儒学才是追求圣人之道的唯一途径。这个时候,王阳明已经31岁了,这离他格竹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之久了。第三,从王阳明悟道后的表现来看,王阳明所提出的思想主张都是建设性的,开创性的,且都在陆九渊之上。王阳明论述的诸多观点,陆九渊之前从未提及过,这就能看得出来,王阳明受陆九渊学说的影响寥寥无几。故,综上来看,王阳明提出的“心即理,心外无物”,更多是出于自己的总结和原创,并不是套用陆九渊的思想。
我认为王阳明提出“心即理”的作用就一个,从根本上确定了与朱熹“理学”的对立,王阳明之后提出的诸多思想主张都是与朱熹的观点对立的(后面再讨论)。“心即理”思想的的确确是后面诸多学说的理论前提,但是在实际应用上,远不及“知行合一”的影响范围大。因为“心即理”有一个非常难懂也是经常被搞混的解读,就是“心外无理,心外无物”,那么这八个字怎么理解呢?
大家还记得“阳明看花”的故事吗?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;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”首先,说实话,王阳明的思想从哲学上讲真的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,但那不是我们关心的要点。那么,王阳明为什么会说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”呢?这就要说到“格物致知”这个观点了,王阳明与朱熹都提倡“格物致知”。因为这两个人基本上所有的哲学主张都出自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这两本书,而《大学》开篇就来了个“三纲领,八条目”,“三纲领,八条目”诠释的内容可以说得上是中国几千年来儒生奋斗的唯一目标了。
同样是“格物致知”,在朱熹和王阳明这二人面前表现的截然不同,所赋予的内涵也完全不一样。朱熹提倡的“格物致知”,意为世间万物(外物)各有其道理,所有单一的道理汇于一体即为一个“天理”(天理是唯一的),只要我们对外物的不断“格它”,那么就有可能获得最终的天理。朱熹要“格”的“物”,是实实在在的呈现在眼前的物体,物理上是客观存在的。而王阳明所推崇的“格物致知”其实就是“格心”,王阳明眼中的“物”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,而是由心产生的意志作用,也就是意念作用,任何外物都是内心虚构出来的表象。那么怎么理解王阳明推崇的“格物致知”呢?这其实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地方——良知。“格物致知”王阳明版本最核心的解读就是:正心之不正,使其归正,即为格物;归正的心即为良知,故可理解为,格物致知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除内心表面的杂念和私欲,以彰显最光明的内心,光明的内心即为“良知”,也叫“天理”!所以说,王阳明所谓格的“物”就是自己不正的内心,任何实在的外物也只是本心意念作用的结果,故,任何“格物致知”都是在“格心”!格物的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“致知”,也叫“致良知”!
知行合一。这是王阳明所有思想主张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观点,中国和日本近五百年来受“知行合一”影响的名人绝不在少数。我之前也总结过有关“知行合一的”三层解读:理论与实践相结合;如果你知道了,但是你却做不到,那不叫真知;如果你真的知道了,你就一定能做到;那么怎么代表你真的知道了,就是你真的做到了;跟着自己的良知做事,凭着良知做好每一件事就是知行合一。
那么知行合一究竟有哪些魅力,它是否真的如我们理解的那样单纯,这个思想究竟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,我们一条条来分析。
对于“知行”的研究一直是宋明两代儒学家的一个重要命题,而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朱熹和王阳明,朱熹推崇“先知后行”,而王阳明针锋相对的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。朱熹认为,必须首先认清万物之理,然后才能去实践,否则实践就会变得毫无根据,朱熹的这一观点在当时被认为是常识,是绝对的真理。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,贵州提学副史席书向王阳明请教“致知”和“力行”究竟是一层功夫还是两层功夫。王阳明告诉他,知行本是一件事,切不可分作两件事来看待,也就是“知行合一”。王阳明提出“知行合一”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,一开始没人理解这种观点,视“知行合一”为异端学说,后来经过王阳明的不断解释和教化,慢慢为大家接受。
两个人之所以会提出如此不同的观点,根本原因就是在于“理”是在外物还是在内心这个本质上的东西。朱熹推崇“心理二分,理在外物”,故他提出应该先究理后实践,实践必须依托理论的指引,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。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说,原因在于只有“心即理”,“知行”才是“合一”的。他指出“知之真切笃实处,即是行;行之明觉精察处,即是知”,有行动的意识也是行,行的过程就是最通透的知。其实二者在主张上都有一些偏向,朱熹更偏向于“知”的功夫,而王阳明则更注重于“行”的功夫,所以会有很多人将“知行合一”称之为“实践哲学”。本质上讲,看起来更加推崇“格物致知”的朱熹,其实是主张理论胜过实践的保守派;相反,主张“心即理”的王阳明却是实打实的实践派。
在谈及“知行合一”的时候,我习惯于将王阳明的另一个思想主张归结于“知行合一”之下,那就是“事上炼”。“事上炼”表明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修行的最佳时机,越是艰难痛苦的环境越有助于完成对自己的升华和超越。“事上炼”可谓是对“知行合一”最完美的诠释,同时也清晰的表明了王阳明对于实践的态度是绝对的。“事上炼”要求凡事都不应该纸上谈兵,应该真真切切去践行,从实践中得到真知,从而处处做到“知行合一”。有关于王阳明推崇实践的思想还有很多,我再列举王阳明几个极为重要的学说,供大家理解参考。
“道学问和尊德性”说。道学问和尊德性是《中庸》里的两句话,“道学问”就是“知”;“尊德性”就是“行”。朱熹认为要先做到“道学问”而后“尊德性”,朱熹更推崇前者;而王阳明则将二者视作一个整体,认为“道学问”就是在“尊德性”,“尊德性”更彰显着“道学问”,这与“知行合一”的观点是一致的,相比于朱熹王阳明更推崇“尊德性”,也就是“行”的力量。
“博文约礼”说。所谓“博文”,是指通过博览群书来探究天道,而“约礼”是以传统礼法来约束自身行为,从而不失天道。朱熹认为,君子要做到博文,就要多读书以求得天道,之后再将天道用于实践,朱熹倾向于先博文后约礼。王阳明则将博文和约礼视作一个过程,博文即约礼。王阳明认为博文就是从具体事情中学习存天理,因为天理就是内心,存天理即为约礼。他将博文视为约礼的一个过程,强调要注重约礼,用传统礼法约束行为规范,在约礼中感受理解博文的含义。
“立诚”说。王阳明将“诚意”作为《大学》之根本,只有“诚”才是主导实践的理念,这也暗示了阳明心学重视实践过程的宗旨。
“立志”说。在王阳明看来,只要“立了志”,就不需要再去考虑是否努力实行或者能否取得成绩,因为一旦“立志”,就会在“心”的引导下,自然而然的朝着目标努力,当然也就会取得成果。王阳明主张“本体即功夫”,“本体”就是“心即理”,“功夫”也就是“实践和体验”,王阳明提出何事物都要经过切实的实践,实践出真知,真知需要实践检验,极力强调身体力行在做学问中的作用。王阳明将立志与行动合为一体,统称为“立志”,所以说,“立志”说也体现着“知行合一”的思想。
致良知。关于“致良知”,讨论四个大问题:“良知”说的创立与发展,“致良知”的内涵,良知“五论”和阳明心学四句教。
“良知”说的创立与发展。王阳明创立“良知”说,是在四十九岁(明正德十五年)回归南昌之前,位于江西省赣州府的时候。其实在王阳明龙场悟道四五年之后,他就开始不断的总结自己的思想,慢慢的将其归结为良知的范畴。不过在当时良知一词在王阳明的脑海中还是模糊的,直到他五十岁之际,他才大胆的向他的学生谈及“良知”说,而等到他五十五岁的时候,王阳明对于“良知”说已经变得非常自信,这正是归结于他的思想学说已经趋于成熟和完整。但为了避免他的学生和后人直接套用“良知”说的内涵及思想,王阳明在“良知”前面加了一个“致”字,要求他的学生及后人必须身体力行去实践,不能学死书,不能直接套用“良知”说的内容,这就是“致良知”。
“致良知”的内涵。何为“致良知”?致是唤起、践行、扩充、达到、实现等类似的意思。良知就是良心,也叫善心,良知是心之本体,即天理。致良知的意思为再现内心的善,跟随着良心去做事。这个解读是建立在流传下来的古典书籍的记载,但是现在的诸多学者根据有关阳明先生的多方著作,总结了现代背景下良知的本质,而不仅仅是从表面上看到的东西。良知本质:它应该是人类文明代代积淀下来的智慧、道德与灵性的自觉,它是内在的光明,可以引导我们成长,建立人生的格局。且良知人人具有,个个自足,是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。我自己本人对良知有一个浅显的解读,良知可以理解为每个人内心不由自主的善。不由自主的行为常常是人的天性所致,那么不由自主的善就是内心最原始的良心,也就是良知。
良知五论。一论:良知与礼——王阳明认为,礼法用来教化百姓,改变世风,是不可或缺的,但不应该盲目遵从古代礼法,而应该顺应时代变化。在良知的规控之下,合理遵从礼法,这样才不失人情,修得和睦。二论:良知与太虚——王阳明认为,良知同北宋大儒张横渠讲的太虚一样,是宇宙的本体,道德的渊泉。日月风雷山川民物,皆在太虚无形之中发作有形;良知亦是如此,纵使无形,依旧是指引我们正确前进的明灯,引导人们道德规范的核心力量。三论:良知与闻见——王阳明一直强调一句话,多闻多见亦是致良知的修行。其实就是深化以良知为体、以闻见为用的体用一源思想(体,即本体,是良知;用,即是行;故实为知行合一)。四论:良知与思索——不要用私欲安排思索,要用良知安排思索,思索是良知(即天理)的明觉发用也就是良知的一种实际表现。良知指引着思索,思索反映着良知,在这里思索与良知是合一的,是一体的。五论:良知与机诈——王阳明认为,只要相信自己的良知,努力致其良知且不欺骗,就能达到至诚的境界,就可以做到万事皆明,获得更高的认知,自然也没有不知道的事,也就不会被别人欺诈了。这一切的根源都要在于依靠良知的指引,学会致良知。
阳明心学四句教。无善无恶心之体——这是“世界观”。“无善无恶”实际上是一种极高的境界,并不是通常理解的没有善恶,它的本义其实是“至善”的意思,是绝对的善。要想做到至善,在阳明心学看来,首先要做到心外无物,清空自己的内心,还原最真实最纯真的自己,以一种开阔豁达的态度面对社会面对世界。你的内心要是想承载万事万物,就必须先空掉自己的执见,这样才能包容万千。有善有恶意之动——“人生观”。“有善有恶”就是良知发现,当良知发现,良知的本质不是简单的良心和道德自律,而是人类文明代代积淀下来的智慧、道德与灵性的自觉。它是内在的光明,人的光明一旦发现,它会引导你走向一条圣人之路。人生观就是解决我与我的关系。知善知恶是良知——“价值观”。知善知恶的标准来源于良知,来源于知行合一,来源于事上炼,不能躲避,碰到事情要敢于做出自己的抉择。阳明心学很推崇执行力和行动力,在行动和执行下发现自己的良知之心。“宸濠之乱”的时候,王阳明敢于冒着违抗圣命的危险,只身应敌,这是一种何等的气魄,这就是知善知恶,这就是优秀价值观的体现。价值观就是我与他人我与社会的相处智慧。为善去恶是格物——“方法论”。反映在王阳明的学说中就是知行合一,事上炼,强调实践。王阳明很推崇在磨练中进步,非常不愿意他的学生直接借鉴和引用他的思想主张,要求他的门人弟子必须通过自己亲身体验来获得真知。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和“致良知”,是他几十年磨砺和苦难的总结,他生平很少著书,原因就是不想让后辈直接抄袭而不愿意身体力行。所以王阳明一直强调身体力行的为善去恶,在实践中获取人生智慧。
阳明心学是大智慧,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够吃透的,学海无涯,学无止境,路还很长,脚踏实地向前走,加油!